11-21

2019

  大约在“文革”后期,我刚从被流放的湖北咸宁干校回到北京,四壁萧然而又百无聊赖;大约是和林彪的“折戟沉沙”有关,我曾有过将近两年左右的相对安定的日子。但是,那时我既无被分配工作的可能,又无执笔写作的心境,于是我除了读书,享受那种“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乐趣之外,还曾经用篆刻来排遣那漫长的时日。我从家中幸存的一堆印谱中发现了一幅铭刻在秦汉瓦当上的铭文:“美意延年”,我便一反其意,用稚弱的笔力和刀工篆刻了一方寄托心情的闲章,是仿汉印小篆体的四个字:“久病延年”。我的本意,既是一种自勉,又是一种和老朋友之间的共勉。印章中的这个“病”字,其实是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指的是当时正在席卷大地的政治风暴,给我们这些从青年时代起便决心献身革命虽九死而不悔的人身上所带来的创伤(这种创伤既表现在心灵上也表现在肉体上)。我和我的许多老朋友当时都怀有这样的心情:无论我们所身受的压力有多么沉重,无论我们仍将面临着多么严重的生死考验,我们都要坚定地斗争下去和顽强地生存下去,直到那些正在把祖国命运推向深渊的邪恶势力垮台为止。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期望值并不高。记得在当时我和几位好友的一次秘密聚会中,我曾对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朱丹说过这样的话:“只要让我亲眼看到江青这些祸国殃民的家伙们倒台,哪怕我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再活一个星期,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这样的话,我后来也对郭小川讲过。他同意我的话,却又批评我太悲观了,尽管他后来悲惨的经历,证明在他的内心深处,实际上要比我悲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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